医疗事故后成植物人医闹成无奈的索赔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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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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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医疗纠纷律师 http://www.szyljfls.cn/
简介：在旁人的指点下，石春花则开始想办法追究医院的赔偿责任，希望从医院讨回公道。《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事法》司法二元化、医疗责任和行政责任混为一谈、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都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近来，“医闹”现象频频在一些医院出现。一方面，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依，导致院方束手无策；另一方面，从2002年起实行了6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条例中没有关于“死亡赔偿金”方面的规定。
白白的墙壁，白白的床单。
2008年3月15日，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武桥村农妇石春花（化名）木木地坐在床头发呆，隐约中，她似乎听到了儿子永永在轻声呼喊着她，“妈妈，饿。”可这一切都是幻象。以往，永永每次放学回家，一扔下书包就会喊饿，石春花则会心疼地端出饭菜给孩子吃，看着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她会不时地露出灿烂的笑容。
而今，这一幕将不再发生：12岁的永永遭遇了一起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已经变成植物人。想到这，石春花泪水涟涟，悲痛欲绝。同时，更让石春花绝望的是，通过诉讼途径拿到手的赔偿金将会很少。有人提醒可以闹一下。
2008年3月3日，石春花从法院撤回起诉。
轻抚突遭医疗事故的爱子，石春花悲伤难抑
邵阳正骨医院办公大楼一角
事故 儿子变成植物人
2007年5月21日，农历四月初五。
石春花还记得，那天，永永回家后开始做作业。一会儿后，永永说想出去玩一下，石春花笑了笑，答应了：孩子虽然小，但是非常懂事，不像别的农村孩子一样疯玩。在永永班上，他的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石春花知道，稍微玩一下，永永就会回来继续学习。
“嘭”，石春花突然听到一声响，她心里猛地一惊，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她跑出门一看，当即吓得连声大叫，“永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原来，永永踩破了石棉瓦，从四米高的地方摔下来，血开始流了出来。石春花吓得大哭，赶紧叫丈夫拨打“120”急救电话。很快，石春花和丈夫把永永送到当地最有名的骨科医院——邵阳正骨医院。
2007年5月22日上午，邵阳正骨医院给永永实施了开颅手术。但是，手术结果让石春花的心掉进了冰窟：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永永还用手给她擦眼泪，“妈妈不哭，我不要紧。”但是，术后的永永却脸色惨白，一言不发。起初，石春花还以为这是做完手术的暂时现象，但是接下来，石春花发现永永竟然长期处于似睡非睡状态，甚至对周围的声音都没有反应。只有在被刺痛时，他才会发出“呀呀”的哭声。
在永永住院过程中，石春花一心想救儿子一命，几乎耗尽了全部积蓄。可没想到最后永永却成了植物人。此时，家里已经花掉了7万余元积蓄，而治疗还得继续下去。于是，石春花找到医院领导协商此事。考虑到石春花的家庭困难，再加上医疗事故的责任，医院开始为永永垫付医疗费用。
在旁人的指点下，石春花则开始想办法追究医院的赔偿责任，希望从医院讨回公道。
争议 一条人命只值几万元？
2007年10月12日，在邵阳市医学会的主持下，专家对永永的医疗事故进行了鉴定。分析意见认为：永永因外伤急诊入住院方时，院方对其诊断正确，保守治疗方案、措施符合医疗常规；院方对动态ct复查欠积极；永永右颅部硬膜外血肿系外伤所致，伤后右眼睑严重肿胀，不利于医护人员对其瞳孔变化的观察，影响了医护人员对其病情的准确、及时判断，因此认定患者目前的状况，与其外伤的严重程度和病情的特殊性存在最主要的因果关系，但与院方存在的过失医疗行为也有轻微的因果关系。
最后，邵阳市医学会得出结论：构成一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应负轻微责任。对于这一结果的赔偿问题，双方协商了几次，均不欢而散。
2007年11月6日，石春花聘请了律师，根据法医学鉴定书，向法院提起了诉讼。石春花的代理人田先生告诉《法制周报》记者，如果医院只承担轻微责任，那么只需承担20%左右的经济赔偿责任。这样，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石春花得到的赔偿最多不超过20万元，而她已经支付了近7万元医疗费，加上请律师打官司的不少开销，再减掉医院垫付的近6万元医疗费用，她能够拿到手的不过几万元。
面对这一结果，石春花迷茫地反问，“难道我孩子的命就只值几万元？”她不懂深奥的法律与道理，只是简单地认为：孩子已经变成这样，她还要依靠医院的赔偿金照顾孩子一辈子，钱是用孩子的命换来的，不能这么少。
从法院打探回来的消息，证实了田先生的分析。石春花开始绝望：不但钱少，而且要经历难以承受的漫长诉讼期。而在此期间，医院还发生了其他几起医疗事故，也有人来吵闹或协商，据说“拿到的赔偿勉强让人满意，还省去了漫长的诉讼过程”。
这一说法得到了院方的认同。邵阳正骨医院副院长江波告诉记者，近些年来，医患纠纷的确非常多，邵阳正骨医院也遭遇了几十起，有些是通过协商予以解决。像石春花也闹过，她当场把病历撕了个粉碎。江波还表示，对于蛮不讲理的“医闹”，“没有办法，你来50（人），我来100（人对付）。”
“医闹” 无奈的索赔途径
记者采访时看到，从邵阳正骨医院大门到院长办公室，一共有三类人群在游荡，总计近百人，个个面部表情严肃。其中一类人群中，有人用拳头重击医院党委书记办公室大门（副院长办公室隔壁）。江波解释，“这是因为医院建门诊大楼，发生工伤事故来闹事的，并不是‘医闹’。”而对于其他两类人群具体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法制周报》记者不得而知。
湖南衡阳一名曾经参加过“医闹”的知情人士李勇（化名）向《法制周报》记者表示，“这里面有‘职业医闹’，各大医院的门口和院内，经常会有一些不明身份者在游荡。这些人主要分为三种：‘医托’、‘医闹’专业户和医院护院队。”他曾多次参与过“医闹”：其中一次，他和10余名男女抬着一名患者涌进医院，将患者放在医院重要办公场地，向医院进行高额的经济索赔。被医院拒绝后，“医闹”们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将医疗设施器材砸个稀巴烂，将医院负责人打伤，医院最终被迫答应了索赔要求。”
“但是，现在医院也不是好惹的，他们也有护院队，‘生意’越来越难做，（赚钱）还不如跑摩的来得实在。”李勇向《法制周报》记者坦言，他曾因此获得过不少收益。第一次，他远远地站着看热闹，发现人群中竟然有以前的同学，刚想上前安慰，被老同学拽了一把，“别多说，帮忙闹一下”。李勇于是跟着人群转了两个多小时，得到了200元钱，还有一包香烟。随后一发不可收拾，他正式加入到职业“医闹”行业。每天的任务就是搜集情报，家住医院附近给他带来方便，李勇也因此揽了不少“业务”。
“医闹”并不是偶然现象。2007年初，云南昆明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近40余名“医闹”和家属抬着一具尸体，来到医院门诊大厅，燃放鞭炮，焚烧纸钱，导致医院门诊部工作一度陷入瘫痪，最后直到防暴警察出动，30余名“医闹”才仓皇离去。
2007年7月底，深圳一名男童入院3小时后死亡，600余名死者家属和亲友等人占据医院，殴打医护人员，抢吃食堂饭菜；最后更是爆出医生护士戴头盔上班的惊人场面……
对于普遍存在的“医闹”现象，深圳市卫生局医政处一位负责人表示，“现在医院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医闹’问题，最主要的是无法可依。”“在2007年下半年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广东省卫生厅公布了‘医闹’事件的调查结果：2007年1月至6月，各级医疗机构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患方暴力索赔事件共200起，平均每月33起；5月发生最多，达41起。索赔金额多数为几万元至数十万元。”该负责人说，一般情况下，医院出现“医闹”时，多数会报警，但警方只有在医院和“医闹”双方出现过激行为，甚至有伤亡的情况下才能介入。
出现“医闹”后，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可依，导致院方束手无策，只能各出奇招，甚至“地方立法”：安徽安庆市立医院引入警务室管理，重点打击“医托”、“医闹”；上海为了防止职业“医闹”，安排片警进驻医院；贵州省卫生厅、公安厅则联合发布通告，将依法惩处“医闹”行为。
但是，“医闹”有增无减。中国医师协会2007年初公布：全国115家医院在过去3年间，遭受“医闹”行为的医院从89.58%增加到97.92%。湖南衡阳某市立医院的一名副院长向《法制周报》记者坦言，医院很怕发生医疗事故，“发生医疗事故后，希望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只要有法律依据，医院愿意赔钱甚至多赔点钱，但是患者往往选择‘医闹’。”
如此大面积地出现“医闹”，根源显然不是患者的好斗与蛮不讲理。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叶翔锋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进行‘医闹’，加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因素的影响，患者的利益往往会被‘合法’地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往往愿意选择‘医闹’，即便拱手让出部分赔偿款给‘医闹’人员。”
出路 尚待完善医疗法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律顾问、北京汉龙律师事务所主任高金波律师向《法制周报》记者表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确存在问题，例如只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赔偿数额按当地的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
高金波律师曾在参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研讨会时指出，例如某人遭遇医疗事故后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如果他买了按揭房，按医疗事故处理中规定的赔偿标准赔偿，他所得的赔偿就交不起按揭款，他就得从房子里搬出。高金波律师认为，“医闹”的形成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医闹”的解决不仅牵涉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还牵涉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目前，他正领衔研究“医患纠纷诉讼外的协调解决机制”的构建，即通过诉讼以外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有效防范“医闹”事件的发生。
叶翔锋律师指出，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自2002年9月施行以来，在处理医疗纠纷、保护医患双方权益等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但目前这部条例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暴露出不少问题。例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死亡赔偿金”这一项，这几乎成了每位医疗事故代理律师的“紧箍咒”；还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规定“残疾护理费”和严格限制“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更让一些患者气愤的是，“同命不同价”在医疗纠纷中体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以至于律师在打官司时，要先问清患者的户籍：患者户籍在农村的医疗官司可能会被拒之门外。
同时，还有更多的医患矛盾，缘自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出了纠纷后，患者无法复制主观病历。同时，在一些地方，某个领域的医疗专家为数不多。这些专家可能前脚刚迈进医院动手术，后脚就迈进了医学会，影响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公正性，给人感觉就是“裁判员踢球”。
这些信息的不对称，让医患的隔阂拉大。“法律不仅要让正义实现，而且要让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但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此目标相去甚远。”叶翔锋律师认为，修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或者由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出台《医疗事故处理法》已经迫在眉睫。“‘医闹’是一种不正当的权益维护行为，影响到社会稳定。但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很难，因为‘医闹’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疏导。”
而在全国“两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学系主任邱贵兴委员针对医患关系恶化，不无痛心地表示，“现在很多病人都不相信医生，只要出一点问题就咬住医生不放；医生也时时提防着病人，生怕发生医疗纠纷。为了减少纠纷，医生尽量规避风险，不敢采用风险较大的救治方案，有的甚至改行。”他认为，眼下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不能怪患者，也不能怪医生，而是缘自尚待完善的医疗体制。《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民事法》司法二元化、医疗责任和行政责任混为一谈、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都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