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疝手术后睾丸没有了 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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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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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疝手术后睾丸没有了 医院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程序走了3年，等来的结果竟然是医院只需负30%的责任。孩子一侧的睾丸现在没有了，这对他成长过程中造成的心理影响还不好说，要是将来影响到生育，那时该找谁负责？”饱受妻子曾经不孕之苦的黄洪芳拒绝了上海市政府以经济困难补助20万平息此事的提议，他对记者表示，他要的是公正的责任界定、公正的判决。
2009年3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黄洪芳上诉请求；2009年5月25日，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驳回黄洪芳要求再审的申请。至此，黄洪芳只能以上访的形式继续自己的申诉。
二审驳回上诉 家长负事故7成责任
据了解，2007年3月30日，黄洪芳九个月大的儿子黄磊因发烧来到了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以下简称儿科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发现小孩阴囊有红点，让黄洪芳带去照b超。b超报告单出来后，医生估计是嵌疝，让小孩住院观察。下午5点多，来了一名医生说小孩需要做手术，让黄洪芳筹钱准备。一切手续办好后，手术在当晚十点多开始，十二点多结束。“手术结束后，我们马上问了主刀医生沈淳，她说只是切除了一小截坏死的小肠，一切顺利。”此时，黄洪芳夫妇终于放下心头大石。此后，在小孩住院期间，一切由医院负责护理，他们俩只是每天到医院探望儿子一会便回家，直至4月6日，住院部医生通知他们可以接小孩出院。“4月7日，我们去接小孩回家的时候，医生只是嘱咐说手术切口有少量渗出，要隔天到当地卫生院换药消炎。”
可当黄洪芳夫妇把小孩接回家后，发现每次给小孩把尿时，尿都往一侧歪。黄洪芳的母亲一摸，发现小孩右侧阴囊干瘪。此时，黄洪芳马上把小孩带到当初的主刀医生面前，问她是不是做嵌疝手术一定要把同边的睾丸切掉。“当时他还斩钉截铁地跟我说不可能，还说要是要切掉的话，需要家长签字确认的。”此时，主刀医生沈淳赶紧给小孩安排照b超。让沈淳都感到错愕的是，b超结果显示右边的睾丸确实没有了。“看到那b超单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求医院的负责人给个说话！”事隔3年，回想当时的情景，黄洪芳仍显得很激动。
院方一直搪塞其词，无法给黄洪芳一个明确的说法。一怒之下，黄洪芳将儿科医院告上法庭。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经儿科医院申请，上海市徐汇区医学会就该次医疗事故进行了技术鉴定，得出结论为黄磊做嵌疝手术后，右侧睾丸不见的事实并非由医院的医疗行为直接造成，而是由黄磊自身疾病性因素引起睾丸缺血—萎缩—感染—坏死等一系列病变的结果，因此将此次医疗事故定性为三级丁等。黄洪芳对该份医疗鉴定的结论不服，要求再次鉴定。此后，由上海市医学会做出的医疗鉴定结果与徐汇区医学会的无异。
2008年11月21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根据上海市医学会的医疗鉴定等证据判决儿科医院因无故延误患儿手术时间需负30%责任，黄洪芳夫妇负70%的责任。
一审判决后，黄洪芳夫妇不服判决结果，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黄洪芳夫妇坚持认为儿子右侧睾丸不见是由手术直接造成的结果，医院应付全责。2009年3月1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黄洪芳夫妇不能提供确实证据推翻医疗鉴定为由驳回黄洪芳夫妇上诉，维持原判。
医疗鉴定存疑 家长坚决不服
至此，黄洪芳仍然表示不服，“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根据医疗鉴定判决的，可这两份医疗鉴定中有些地方连他们都解释不了。”黄洪芳提出，如果睾丸是坏死的，那么阴囊里应该有残余的睾丸结构，可三次b超都显示没有残余的睾丸结构。随后，黄洪芳给记者出示了两份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照b超的报告单，两份均表示无法找到右侧的睾丸结构。“我们发现小孩睾丸不见后，去找主刀医生沈淳的时候，也照过一次b超，同样显示睾丸没有了。我们为了争取证据，又到第六人民医院照了两次，还是同样的结果。”黄洪芳就此疑点在法院一审判决时提出，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事后，黄洪芳找到上海市卫生局要求给予解答，可对方也说不清怎么一回事。“法官说他也不懂医疗知识，一切都是按照医疗鉴定判决的。”可当医疗鉴定让人生疑的时候，根据医疗鉴定做出的判决还能说是公正的吗？黄洪芳提出自己的担忧。
在后来跟其他医生的接触中，黄洪芳还了解到，如果睾丸真的感染了，不直接内用消炎药，小孩是会有生命危险的。“可小孩出院后，医院也只是嘱咐我们给小孩的伤口消炎换药，并没有开出内服消炎药。”黄洪芳坚持，如果相关机构无法对他提出的关于医疗鉴定中的两处疑点解释清楚，他坚决不能接受现时法院的判决。
随后，他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9年5月25日，黄洪芳此申请被驳回。
至此，黄洪芳对于要儿科医院负全责一事一点辙都没有，他只能寄托从两年前就开始的到上海市政府信访。期间，上海市政府表示愿意以经济困难补助形式给黄洪芳一家20万。可遭到了他们一家的拒绝，“要是我现在以经济困难为由接受了这20万，将来要是我小孩长大了，这事影响了他的生育问题，到时就更加无处追究了！”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张旭东，对方表示法院已作判决，院方不会再作任何解释。
后记：漫长信访路
黄洪芳原是湖南人，多年前来到上海是为了医治妻子不孕的问题。“在这三胞胎之前，怀过两个小孩，可都流产了，后来就一直怀不上。”2006年，妻子终于怀孕并顺利诞下三胞胎，两女一男。黄洪芳说他经历过之前两次丧儿之痛后，现在特别珍视这种做父亲的感觉。现在让黄洪芳夫妇最担忧的是，这件事不知道会不会给儿子将来的生育问题带来障碍。
“发生这事时，我们家请不起律师。在法庭上，我们的疑问也一直得不到解答。”说到这，黄洪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说在法庭上，自己没能说上几句话。
黄洪芳现在只能一边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一边坚持每星期的一、三、五下午到上海市政府上访。他表示，只要他心中的疑问一天未解，他都要坚持为儿子讨个说法。
